可是，对于学术研究，情况则不然。在美国的学术界，绝大部分年纪老迈的学者都不再企图去影响年轻人的学术方向，但在国内，“愈老愈强”似乎是正道。

人们有时称佩雷尔曼为隐士。他于1995年离开伯克利，回到圣彼得堡的家。他是如此低调，大部分人都不知他在干什么，是否还在做数学。

我俩都是照料婴儿的新手，我对自己的耐性也感到吃惊。数学上我躁动急于求进，顷刻也不能停下来，现在却可以花上几个小时，抱着明诚什么也不做，非常满足（只要他不高声哭闹）。这种宁谧的感觉似乎有些神秘，或许只因我念的是数学而非生物学吧。

世界中颇有些人，一见别人用非标准的方法来解决问题，心中就不爽。柯比属于那种领地意识很强的人，他要赶走所有入侵者。我对这种态度不以为然，这样做太小气了，同时也不符合数学的求真精神。过去我曾多次和这类心态的人发生摩擦，自己不免也受到损伤。但我不会向现实低头，尤其是当传统的方法毫无效果之时。

当然，我并非羡慕有钱人的种种奢华，但亦知道当你不用为衣食劳碌时，生活可以更美好和安逸。

柳暗花明，友人辛格当时是美国总统的科学顾问，他和一位国务院的高级官员是网球球友。通过这位朋友的帮助，我哥终于拿到了美国的签证。

或者是出于个人的偏见，我相信不久之后，这些雕塑无论在艺术上还是在教育上的价值都会广为人知。

在具有正曲率的曲面如球面，其上的三角形内角和大于180°，而平行线如两条经线会相交于两极。在欧氏几何考虑的平面（曲率为0）上，三角形的内角和等于180°，平行线永不相交。在具有负曲率的曲面如马鞍，其上的三角形的内角和小于180°，而平行线会散开，永不相交。

还有一点，那就是在美国我可以畅所欲言，在中国则不然，大家出言都会谨慎些。另外，学生和同行对我蹩脚的口音都非常宽容。最后，在美国令人赞赏的一点就是，只要你的工作出色，升迁差不多是没有悬念的。但在中国就不同了，个人工作上的成绩未必足够，还要看其他条件。

我再次写信给他们，表达我对他们不挑选香港和台湾学者在大会演讲的不满，大会不应以学术以外的考虑来邀请学者。这些话当然听不入耳，他们的回信表面上看不出来，弦外之音却是：阁下就不用来了。虽然中国政府和中国科学院的院长都希望我能出席，但是中国数学学会的掌权者并不以为然。

我可不会这么容易相信这些反话，就此罢手，我认为此中大有可为，且亦隐隐约约知道如何做。

1990年，由于发生车祸，我被卷进刑事案件（之后由法院判决无罪），居留权可能出现大问题。为了保护家人的安全，我决定加入美国籍，开始申请成为美国公民。申请时其中一项要做的事，是在波士顿的移民和归化办事处（INS）接受测验

饭店的老板娘看见有人这么欣赏她家的手艺，高兴得很，竟不收他钱。

在写书的过程中，我学到了不少东西，尤其是读遍了参考书目中所列的文献。

莫泽愿意为一个可说是萍水相逢的人这样做，可见他为人仗义。

“扬名声，显父母”乃中国文化中的格言。我亦深知，在培养孩子在科学上的兴趣这方面，从事物理研究的妻子所担当的角色，比我只会更重不会更轻。我们并肩携手努力，对孩子们在学术上的优异表现，深感满意。

我们希望做到的，乃是找到某些近似解，或一些估计，通过一步步地把估计精准化，最后使这些近似解收敛于一个真正的解。

霍、彭二人各有自己对拟局部质量的定义，虽然他们没有说我们找到了正确的定义，但他们也没有反对。这些学者不是内敛的人，如果我的推演中有任何弱点，他们肯定不会让我好过。

数学家盼望的不是万两黄金，也不是千年霸业，毕竟这些都会成为灰烬。我们追求的是永恒的真理，我们热爱的是理论和方程。它比黄金还要珍贵和真实，因为它是大自然表达自己的唯一方法；它比诗章还要华美动人，因为当真理赤裸裸呈现时，所有颂词都变得渺小；它可以富国强兵，因为它是所有应用科学的泉源；它可以安邦定国，因为它可以规划现代社会的经络。

从拓扑上看，一维空间本质上只有直线和圆两种。你可以把圆扭成各式各样的回路，但除非切断它，否则它不会变成直线。二维可定向的曲面则可按照其亏格分类。所谓亏格，简言之即曲面上洞的数目。如球面上没有洞，故亏格为0，车胎或甜甜圈只有一洞，亏格为1。就如圆和直线般，球面和甜甜圈在拓扑上不相同，你不能把球面变成甜甜圈，除非在中间剖开一个洞。（原图引自顾险峰和尹晓田）